郭尔罗斯文化之源

    法国人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日本人认为：文化是个人素质，整个社会的知识，包括文艺、学术作品的汇集，以及引申为社会生活全部内容而言。
    中国蒙古族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则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中国文化要义》）。我国《辞海》上的定义，把文化当作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概而言之，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圣果。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行为方式；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历史，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故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郭尔罗斯之源，要从“三贤圣母”说起。阿兰高娃、诃额仑、孛儿帖，她们依次是成吉思汗的十二代祖母、生母、哈敦（夫人），通是豁罗剌思（即郭尔罗斯）人的传说，始于“三贤圣母”之首矣。何况，豁罗剌思与弘吉剌又是“化铁出山”的先驱，又有先祖产于“金器”之说，归于聪慧之理，文化之源；是承袭匈奴、鲜卑的古文化之果。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今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考古队发现一座蒙古汗国的古城址，也称也松格（即移相哥）宫殿。在附近的溪谷中，发现一座回鹘蒙古文（即畏兀儿蒙古文）石碑。此碑无题识，不著年月。从内容推断，当建于成吉思汗纪元二十年（1225）。

此碑发现后，在移至尼布楚时已毁为两面。1832年转送彼德堡，现存圣彼德堡博物馆。此碑是为了纪念哈萨尔次子也松格的弓箭技能而遵照成吉思汗圣旨刻制的。因为，此碑文以“成吉思汗”名字为首，学术界都称之为“成吉思汗石”，其实应为“也松格碑”。

    成吉思汗纪元四年（1219），也松格随成吉思汗征花剌子模等亚欧地区，于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底凯旋班师。当大军行至额尔齐斯之源头时，成吉思汗“降旨设置大金帐，举行大聚会主大宴”（引自《史集》）。并在聚会期间举行“那达慕”。在射箭比赛中，也松格箭中335步处。为了纪念这种罕见的射程。这就是郭尔罗斯远祖见于文字的记载。
     金代,一支豁罗剌思人已迁至嫩江流域金境内游牧,由于对金文化的吸纳、对契丹、金文的使用，由“结绳”到有了书面记事，就是一次“文化革命”。元初，以宫廷“箭筒士”著称的科尔沁与文明的豁罗刺思部的融合，是一次珠玉之合璧、良性之循环。

    明代，“科尔沁东迁”，一代神弓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世东乌巴什的“忽必”（份子、部属）中，古豁罗剌思人为数不少，又近于松嫩江畔的纳仁汗浩特（今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于是豁罗剌思部斡鲁思的名字始得复兴，这就是同名异译的郭尔罗斯。这个“金器”里产生的、又几经融合而引发“文化革命”的部族，这是又与明属“乌梁海三卫”、接近汉文化的夫余又一次融合，又一次加快了文明的进程。
    清代，蒙古成了北疆可依的长城，加之满蒙联姻的结果，东蒙古与盛京、皇城拉近了距离，“引黄河文明之水，灌大漠文化之沙”（引自《漠南神笔》）有了充足的条件。清光绪十七年（1891），“金丹道造事”，导致喀喇沁、东土默特的“文化北移”，促进郭尔罗斯重新挽起文明之缰，重新构建马背文化。
                                                                        郭尔罗斯文化之流   

    世界文化名著《蒙古秘史》，世之罕见，其作者之一薛赤兀儿，即郭尔罗斯部的一位将领，后为成吉思汗的“笔贴式”(文书官)。《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典籍，在庆祝本书(1240—1990)成书75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世界性的庆祝活动。蒙古国肯特省德力格尔罕苏木《蒙古秘史》成书地为之建立了纪念碑，世界蒙古学为此而诞生。   
    明代著名学者、翻译家火原洁又是郭尔罗斯人。明洪武十五年(1382)，火原洁主编《华夷译语》大型工具书之后；又与马沙懿黑合译《蒙古秘史》。明译的《秘史》是用汉字记录蒙古语，并逐词作了旁译。《元朝秘史》，蒙古语写作《忙豁仑.纽察. 脱察安》。明永乐帝将此书编入《永乐大典》，流布于世界。
    科尔沁东迁带来的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更有代表性。笔者在其《序言》收尾处写道：“对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的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宗教的印记，风俗的画卷；传说的源流，神话的演变；文化的宝镜，韵文的典范。”可见其价值所在。另外，在郭尔罗斯搜集并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婚礼歌》，其价值也不可低估。
    1979年12月7日，《内蒙古日报》发布消息说：“蒙古族第一部婚礼歌已经发现……它不仅是一部诗剧，也是一部史话、一部传说，它更像一杯芳香浓郁的奶酒，倾倒了饮读它的人们。这部婚礼歌对考证郭尔罗斯历史、研究地域文学、艺术，了解草原风情，都有足够的参考价值。”
    郭尔罗斯“博”，是“嫩江十旗”乃至东蒙的神权大师，奉之偶像。谚语说：喇嘛不到西藏不成佛，萨满不到南公不通天。据考，哲里木盟十旗的“博”，如果不到南公旗(即郭前旗)查干花努图克东南方向的达金套宝(坨子)“尚石毛都”(神树)祭拜，视为不敬“腾格里”天神而不显灵验。这种萨满文化，在蒙古游牧文化．
中占主导地位，它是蒙古文化的先声；尽管这种认识有悖或相谬于科学，却如同黑暗洞穴之中渗透出的阳光，启迪着后人的思维。正如人们所说，过去的荒谬正是今日科学的先导。据知，安代舞产生于蒙古“博”。汇集安代的起源共有13种，其中有9种是说安代起源于郭尔罗斯。又可以说，郭尔罗斯是“博”文化的中心。
     哈萨尔的弓，陶克陶胡的箭。郭罗斯没有这位英雄的壮骨，就不会产生长篇叙事民歌《英雄陶克陶胡》。如果把长篇“乌力格尔’：《陶克涛胡》、蒙文版的同名长篇及蒙汉合璧本《陶克陶胡传》等三部书，喻为“郭尔罗斯文化长城”的三块大碑，那么，“一代神弓”《哈萨尔王传》、“一代国母”《孝庄皇后传》、《郭尔罗斯考略》；末代《齐王史略》、《查干湖的传说》及其《郭尔罗斯史话》等等岂不都是一块块
的砖石吗?那塔虎城、满蒙碑以及郭尔罗斯民俗博物馆、孝庄祖陵陈列馆、哈萨尔广场长廊等，岂不是“郭尔罗斯文化长城”的一幅幅壁雕吗？当然，言为极是。

郭尔罗斯文化之系

    郭尔罗斯文化，属地域文化。是蒙古族游牧文化的一系、中华大文化的一支；郭尔罗斯文化，又下辖若干直属领域文化，大体分为：

    一、郭尔罗斯“文物仓”
    以查干湖畔“青山头人”为代表的，包括红石砬子“红衣陶等原始社会遗址；以塔虎城为代表的11处古城址；以孝庄祖陵为代表的（包括福王陵、公主陵等）古墓群，集于一仓之文化，可列为郭尔罗斯文物之首。
    二、郭尔罗斯“博佛殿”
    郭尔罗斯前旗作为哲里木盟十萨满“博”教的中心，无论“白博”和“黑博”，都遗存许多丰富的《萨满祭词》及“博乐”、“博舞”(包括安代舞)；殿堂建筑、《甘珠尔经)及其“查玛舞，无一不是郭尔罗斯宗教文化的积淀，无一不是彼时精神世界的殿堂。
    三、郭尔罗斯“人文库”
    郭尔罗斯人以神鞭牧放出来的精神产品，包括英雄乃至创造者的业绩及其文字铸成的古籍、新篇，还有郭尔罗斯的所有志、表、典、鉴、史等，既是“人文库”的宝藏，又是人文资源，启肇人类财富之根，创造精神财富之本。
    四、郭尔罗斯“风俗馆”
    郭尔罗斯风俗，主要涵盖着“饮食文化”、“婚礼习俗”、“服饰礼仪”、“狩猎游艺”、“农耕牧放”、“岁时节令”、“崇尚祭拜”等。民俗是一个民族的精灵所在、文化外延；除语言文字外，风俗又是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所以，郭尔罗斯文化，是产生郭尔罗斯风俗的基因，只能走向完美，至善至臻。
    五，郭尔罗斯“查干湖文化圈”
    郭尔罗斯文化因涵盖着“查干湖文化化”而显得更为高雅、更为神圣。
    查干湖文化，以“青山头人”为见证，积淀着旧石器时代一万年前的古老文化；辽代“春捺钵”的“头鹅宴”是查干湖文化一道灿烂装点。
    查干湖文化首先应当涵盖着“查干湖史话”。如果说古代，查干湖是霍林河的子孙，那么今天，查干湖就该是松花江的女儿，而“草原运河”——引松渠，就是查干湖的生命线。
    查干湖文化还应该涵盖“查干湖文学”；它与“大布苏文学”应当是孪生姐妹。查干湖文学是查干湖文化的“文字库”、“美化室”、“高歌殿”。
    查干湖文化，少不了查干湖风情。民俗博物馆——查干湖民俗文化村彩色毡包内，全鱼宴上的哈达、奶酒、马头琴伴着《蒙古人》……风情，是迷人的美酒、夜里的梦情。
    查干湖文化，与旅游文化犹如左右手、弓与箭，各借其力，互借其翼。  查干湖文化，与宗教文化犹如日和
月、左右轮，各借其路，互借同光。  查干湖与周边文化，如“青山头文化”、妙因寺“宗教文化”与民俗博物馆、孝庄祖陵陈列馆（满蒙碑）、辽金重镇塔虎城、“塔奔塔虎”之一的三家子——英雄陶克陶胡诞生地、两家子文化名人苏玛墓，及百里湖区、蒙古包群、鸿浩楼、成吉思汗铜像等，通通构成了一个洋洋洒洒的查干湖文化圈；又通通融入了世人瞩目的郭尔罗斯文化。
    最后还归结到：
    郭尔罗斯之母神，缔造一个蒙古，养育一位成吉思汗。
    郭尔罗斯文化，影响一个国家，凝成一部蒙古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