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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蒙胡尔沁艺术 |
| 作者：王迅 文章来源：《郭尔罗斯考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4 20:3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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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蒙胡尔沁艺术
从清中叶到本世纪，在中国东部蒙古族地区，胡尔沁艺术迅速崛起。它的成果不仅为中国蒙古族人民喜爱，也影响到了国际社会。
胡尔沁是以四胡为伴奏乐器说唱乌力格尔的民间艺人;胡尔沁艺术就是以四胡为伴奏乐器，融汇了蒙古族 “好来宝”、“许乐戈伦 ”、“朵乐拉”以及汉族曲艺等多种艺术精华，说唱乌力格尔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它的出现，使蒙古族说唱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一艺术兴起的社会背最，一是黄河文化北移。
有人常把黄河文化北移，胡尔沁艺术兴起的时限划到清政府20世纪初的"移民实边"蒙地开放时，其实那时胡尔沁艺术早已形成。黄河文化北移最迟应始于清初 (这之前远在唐宋时期即有很多人从辽东半岛和山海关两路来辽东、辽西)。从清军入关后，在清廷 “招徕流民”开垦荒田的旨意下，汉民开始不断进入辽宁。当时只禁止进入蒙古族境内和柳条边外的吉林、黑龙江。不过情况也在改变，据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概况》载，雍正二年 （1724年），因河北连年荒旱，清廷不得不提出“借地养民”。于是汉民成批进入喀左。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迁入汉民已达6万余人。大批黄河流域的汉民进入辽宁，进入卓索图蒙古草原，带来了汉文化，形成了黄河文化北移。大凌河畔蒙古族一代文豪尹湛纳希 (1837年一1892年)就是在这时开始从事汉文化研究，翻译 (红楼梦)，创作(一层楼)的。
北移文化中汉族曲艺迅速发展。京韵大鼓、评书走入民间;奉派大鼓开始形成。汉族长篇说唱的细腻情节，感人故事，吸引了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家相群众。
旦森尼玛 (1836年一1889年)，就是这次推进蒙古族说唱艺术发展的先行者。他是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 (今阜新)人。幼年到蒙古贞葛根庙当了班迪－－小喇嘛。他通晓蒙、藏、汉三种语言文字，博览群书，精通琴艺。在北移的黄河文化的影响下，他亲自动手汉译唐代的《五传》故事。这《五传》，蒙古人称《塔奔传》。因包括《全家福》、《哭喜传》、《商尧传》、《羌胡传》、《谢邳传》故统称《五传》。他试用四胡伴奏，说唱结合。身背四胡，走乡串户去说新书。后来他收朝玉邦(1856年-1928年)，白音宝力告 (1866年-1925年)为弟子。朝玉邦又收琶杰(1902年-1962年)、毛依罕 (1906年-1979年)等为弟子。一代接一代地为发展胡尔沁艺术努力，他们都成了中国著名胡尔沁艺术家。与此同时，胡尔沁艺术家乌日塔那斯图(1866年-1930年)、白坦奇 (1868年一1926年)、贺力腾都古尔(1841年一1911年)等也培养了一批弟子，如扎那(1901年-1986年)等，形成了与朝玉邦、白音宝力告等齐名、风格各异的流派。
拙作《论蒙古族民间文学在流传中的催化现象》一文提出:草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工具原始，传播手段落后，为什么会使现代发生不久的嘎达梅林起义、陶克陶胡起义和龙梅、韩密香等英雄故事、爱情故事，迅速形成艺术品传遍草原，甚至传到国外呢？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这支庞大的胡尔沁艺术家群体。
胡尔沁艺术兴起的另一社会背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要求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思想，也迅速在中国东部蒙古族中传播开来。
蒙古族自古以来，一直认为氏族内不能结亲。氏族社会消亡，这个习俗并未消失，直到近代仍有的人认为同姓不能结婚，世世代代，姑娘多要远嫁。加之，旧时封建婚姻盛行，无情地拆散自由婚姻，造成他们终生痛苦。一个又一个的生活悲剧唤起胡尔沁的极大同情。于是《薇香与果牟》、《诺恩吉娅》、《达那巴拉》、《东格尔大喇嘛》等传世之作随之产生。他们为青年女子发出了震动时代的呼喊:凤冠霞帔，山珍海味/要是不对心，那就是受罪的根/粗茶淡饭，沿门乞讨/要是对了心，那就是幸福的根[郭尔罗斯蒙古民歌（〈龙梅〉)歌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清王朝强力推行 “移民实边”，中国东北的柳条边毁掉了，黄河流域大最贫困农民进入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喀喇沁、蒙古贞等卓索图盟的大批破产的蒙古族农牧民也进入嫩科尔沁和呼伦贝尔。出现了喀喇沁、蒙古贞文化北移。科尔沁草原习称的“喀喇沁的先生、蒙古贞的大夫”就是对喀喇沁、蒙古贞先进文化北移这种现象的概括。随着文化北移，郭尔罗斯的一代胡尔沁艺术家常明（1874年一1959年)、青宝（1895年一1946年)、苏玛 (1914年一1970年）、白音仓布（1900年-1990年)如一支突起的新军出现于郭尔罗斯草原，于是胡尔沁艺术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繁荣起来。
艺术在不同地域发展时，由于演唱者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表达方式，常吸收不同地域的多种艺术，形成独特的演出风格。
琶杰胡尔沁、毛依罕胡尔沁都具有即兴创作的天才，他们在叙事演唱中，常常加入熟练的蒙古传统艺术“好来宝”的排比联唱和“许乐戈伦”的不歌而诵，便艺术顿时生辉，唤起听众不绝于目的赞美。使新兴的叙事艺术与蒙古族古老的艺术巧妙结合，产生了惊人的艺术效果。把蒙古胡尔沁说唱推向叙事艺术的高峰。
事物的兴衰有自身的规律。如同失败常常孕育胜利一样，繁荣也会悄悄地孕育着衰落。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在经过了民族史诗、英雄史诗的繁荣期，经过了胡尔沁艺术的高峰期后，也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衰落期。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进入衰落期的时间大约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然它在50年代也曾一度再次繁荣。一批胡尔沁艺术家创作了大批作品，一批年轻的艺术家不断成熟，几百名有成就的胡尔沁活动于城乡草原。但，在60年代之后仍不可逆转地逐步衰落下去。
胡尔沁艺术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这一艺术的生态环境在改变。这主要是游牧生活方式的改变;民族杂居带来的语言、习俗的改变;现代文化发展带来的文化层次、审美观念、艺术趣味、游乐方式等一系列的改变。它造成了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覆盖面的逐步缩小，民间艺术和演唱书目的逐步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发现了这一改变，于是在扶持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发展的同时，适时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民间说唱艺术遗产挖掘整理的抢救工作。中国西部蒙古族地区《江格尔》《格斯尔传》不同文本的大最成书:东部蒙古族地区《阿斯尔查干海青》、《道喜巴拉图》、《迅雷·森德尔》、《女神》、《达格德尔蟒古斯》、《英雄格斯尔可汗》以及《嘎达梅林》、《陶克陶胡》、《达那巴拉》等一系列民间文艺遗产的出版，保存了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的“活化石”。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间，是人民生活的底层，他们有自己的欣赏口味。在古老的说唱艺术逐步消失时，新生的艺术又会沿着自身的规律，孕育着、发展着。
从 “草木纪年”发展而来的蒙古历法
蒙古族的纪年大体经历了草木纪年、十二兽名纪年、干支纪年、五色阴阳与十二兽名相配的纪年 (藏历)及夏历、公历等几个阶段。
草木纪年的自然历法 蒙古族的纪年最早是从自然历法的草木纪年开始。在远古，对一个牧猎民族日常生活关系最大的是寒暑变化和草青草枯的更替。寒来暑往，草青、草枯，周而复始，逐步形成了“草青为一年”的自然历法。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蒙兀……不知岁月，以草青一度为一岁”；但 “不云几岁，而云几草”（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载:“人问其庚甲若干，则例指而数几草青。”这种以草青一度为一岁的草木纪年的自然历法，反映了长期处在草原深处游牧的蒙古族人民，以草返青为岁，按自然规律而创造的早期纪年特征。
蒙古族的以草木纪年的自然历法，早期一年中只分两个时期。一个是青草萌发的季节，牲畜开始繁殖，人们要举行春祭，祈祷一年人畜兴旺。这个时期为春时 (蒙古语称 “合不儿”）。另一个时期是草将枯的季节，庆祝一年丰收，感谢“神灵庇佑”。这个时期为秋时 (蒙古语“纳木儿”）。由于蒙古人对自然界的崇拜，并加以神化，故季节的划分与宗教祭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游牧范围扩大了。季节性的生产越来越明确、越重要。人们对春前的冬时引起了重视，要选好冬季牧场，便于牲畜过冬。于是划出一个冬时（蒙古语称“兀不勒”)。秋前的夏时，是牲畜抓膘的季节，要“走敖特尔“，到远方去放牧，这个时间是夏时 (蒙古语称“谆纳”)。这个生产、气候上的四时，以后受到汉族的影响，改成了春、夏、秋、冬四季。这种 “季”的形成和运用到13世纪已见文字，蒙古族最早的文献《蒙古秘史》已常有春、夏的记载。
以草青为一年的自然历法，进一步发展后，在月份上则以月圆为一个月。一年按12个月来循环计算，每月30日。这样，经过几年时间，便有了很大误差。于是“见草青迟迟”，便增一个月，作为闰年来调整，以消除误差。
月的称法，在古代并不是按数字的顺序称呼的。有的部落(布里亚特人)把六月叫草月，把八月叫牛奶月，把儿月叫奶酪月，就是自然历法的称法。
古时候，蒙古人岁首多为九月。那时每年都要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秋祭”，祈求消灾去祸，来岁平安。“秋祭”的八月二十八便是年终。八月后的第一个月，即岁首之月。由于这个月是草质最佳，牛奶最白，乳汁最浓，奶酪最香的季节，所以把这个月称为奶酪月。取意也叫查干撒拉 (白月)。
后来，由于受汉族和周围民族的影响，又把白月由九月改到一月，仍作一年之首月。
十二兽名的纪年 蒙古族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与周围民族接触增多了，便从草木纪年发展到十二兽名纪年。
以十二兽名纪年，起源于何处，虽不能判明，但此俗至迟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形成。[清]赵翼《陔余丛考》说：“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
蒙古族首见用十二兽名纪年的最早的著作也是《蒙古秘史》(它成书于鼠儿年七月，即公元1240年)。它与1307年成书的拉施特《史集》所记用十二兽名纪年的年代是相符合的。
这一时期，不但按十二属相纪月，也习惯地按十二属相纪年。
《蒙古秘史。末尾所记“鼠儿年忽阑撒拉……书毕矣”。鼠儿年忽阑撒拉即1240年7月 (道润梯步认为忽阑撒拉为雨月，也有的称为马月)。
五色阴阳与十二兽名相配的纪年 随着畜牧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蒙古族进入中原地区，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来往与文化交流，使蒙古族的纪年文化发生不很大变化，出现了干支纪年与十二兽名纪年并用。《蒙鞑备录》确切地指出:蒙古“年号兔儿年、龙儿年，自去年改为庚辰年”。这个庚辰年即1220年。从庚辰起，蒙古各种碑文、圣旨等均用了干支纪年。
不过，在蒙古族民间仍沿袭用十二兽名纪年。喇嘛教在民间盛行以后，也有些地方由喇嘛推行使用了藏历纪年。就是以蓝、红、黄、白、黑五色分阴阳与十二兽名相配的纪年 (也有的以木、火、土、金、水分阴阳与十二兽名相配的纪年)。如“火兔年”(红兔年)、“金龙年”(白龙年)。随着草原的开发，蒙古族东部区的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增多了，这些地方多采用汉族农历 (夏历)。但十二兽名纪年仍以十二属相的形式在民间保存和使用。
蒙古族的姓氏名字
蒙古族从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部落之后，每个部落就是一个亲族。由于一个部落的人都有着血缘关系，所以那时每个部落除战争中掠夺来的奴隶外，所有家庭大都是一个姓氏。
蒙古族的姓氏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以本部落的名称为姓。《蒙古秘史》中记载着成吉思汗上十一世祖孛端察儿掳一女俘，问:“汝何氏之人？”彼妇人曰:“我札儿赤兀惕·阿当罕·兀良合真氏也。”兀良合是部落名称，阿当罕是自己的本名，札儿赤兀惕是氏族的名称。所以，这个女俘姓兀良合真(真，表示女性，若是男人就称兀良合歹)，名字叫阿当罕，是札儿赤兀惕氏族人。姓名称呼的顺序是:姓氏、名称、族属。东蒙地区的喀喇沁旗札萨克、台吉的蒙古人均姓乌，就是兀良合（也称乌梁海)人者勒蔑 (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的七世孙和通始建喀喇沁部的缘故。这就是取本部名称词首为姓。《元史》第一卷第一页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中，也把姓氏直接记为：“铁木真，姓奇渥温氏。”奇渥温·也记作“乞彦”，也是成吉思汗所属部落的名称。今鄂尔多斯的奇姓，均由此而来。拉施特《史集》记述塔塔儿部落时即说：“凡是出自此部落的人，如果是男子便唤做秃秃黑里歹，若是女人就唤做秃秃黑里真。”
第二种，就是以本氏族的名称为姓。合撒儿（成吉思汗仲弟)之后裔所建的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诸部的札萨克、台吉均姓包氏，就是源于合撤儿出世的孛儿只斤(也记作博尔济吉特)氏族之故。这就是取氏族名称词首为姓;东土默特（原居东部区卓索图盟)的宝氏，也出于此，因为包、宝谐音所致。
第三种，就是以祖先的名字为姓。在古代，如元丞相、主修宋辽金三史的脱脱，本是蔑儿吉氏。其后人却以脱脱为姓，元代有脱脱尼，明代有脱脱卜花。现代人以祖先的名字为姓的，如，出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从他先祖莫勒特图以后，开始取“莫”字为姓，谐音记作孟，所以嘎达梅林汉名叫作孟青山。又如，郭尔罗斯前旗王爷驻京代办富格日特，远祖兀良合人，本姓乌和吴，但富格日特的后代巳取“富”为姓了。东蒙地区蒙古族像这种转姓的情况实在不少。
第四种，这种姓既非以部落、氏族为姓，也不是以父名为姓，而是出于历史上一种特殊称呼。例如，古代蒙古人出征时，留在后方的家属、辎重称为“奥鲁”，于是这些家属便取姓“奥鲁”，后代改姓。“奥”。元代时，凡降元编入蒙古军的，都在姓上加蒙古二字，于是后人有了以“蒙”为姓的。
东蒙地区蒙古人的名字，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按民族心理习惯命名。这也分各种情况。有的男人习惯以历史人物命名，如帖木儿、康熙、罗成等;有的以长辈期望、意愿命名，男子多以幸福、大喜、坚强、富有、结实之意命名(如吉日格郎、巴雅尔、巴图、白音、布和);有的以勇猛矫健的禽兽命名（如阿尔斯冷——狮子，巴尔斯——老虎，布日格德——雄鹰);也有的按婴儿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命名的，如:塔奔台(五十)、吉仁台(六十)、乃仁台(八十)、依仁台(九十)等;也有直用汉语的，如五十六、七十三、八十二等;还有按蒙古古代公认的社会称呼命名的(巴特尔——勇上或骑士，必勒格——智者，篾尔干或麦尔根、莫日根——神箭手，薛禅、彻辰或思钦——贤者等);还有以贾重的金、银，坚硬的铜、铁命名的，如阿拉坦 (金)、孟恩 (银)、铜宝、铁宝等。
女子习惯以明亮的星辰命名，如娜仁(太阳)、萨仁（月亮)、敖登(星星)等;也习惯以美丽的花草树木命名，如其其格 (花儿)、其木格 (花蕊)、牡丹、海棠、梅花等;也有以自然物命名的，如塔娜(珍珠)、哈森（玉石)、水灵(翡翠)、乌云(蓝色宝石)等;也有象征着女人命运的名字，如呼吉雅(儿子的命运)、杜达古拉（带弟)等。女子按出生月份命名的也颇多，如正月、三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月、腊月，惟独没有二月和四月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二”。字蒙语发音不响亮，“四”与汉语“死”谐音之故吧，所以没有叫二月和四月的名字。
二是西藏喇嘛教传入东蒙地区以后，许多长者专门请喇嘛、活佛给儿子赐名，所以多有藏名，如尼玛、仁钦、桑卜、扎布等。
三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蒙汉民族长期杂居和互为影响所致，有的蒙古人在名字的前面加上了姓氏，如金·布和、韩·乌力吉、海·格日乐等。也有的在目己的名字前面加上父名的字头，如苏·扎布、玛·巴特尔、陶·伊伦增、桑·扎拉森等。
四是近、现代在汉族聚居区，汉蒙杂居区的蒙古人，除起蒙古名字外，另有汉名，或直接起汉名。
蒙古族茶文化
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进步。饮茶品茗的不同档次，反映人们的不同文化素养。于是一切茶事活动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色彩。
饮茶，是我国蒙古族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件事。蒙古族民间有句俗语说:“可以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可见人们和茶的关系。
我国饮茶有史可查始于秦汉。茶叶大量进入北方草原，大约在宋辽时期。宋朝为用茶叶换取北方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产品，在边关实行“茶马互市”，还专门设立“提举茶马司”管理这一事宜。
过去，蒙古人喜欢喝奶茶。奶茶用砖茶和牛奶煮成。一般做法是，先把砖茶砸碎放在水中煮。茶烧开后，加入鲜奶，再烧开后，除残茶装入壶中饮用。喜咸的加适量盐，喜甜的加适量糖。
20世纪，清政府推行 “移民实边”后，有些黄河流域的汉民进入草原，有些地区成了半农半牧区，蒙汉杂居区。由于饮食习惯变了，奶食少了，人们开始习惯于喝沏茶，也称“清饮”。蒙古人用茶素有早茶、午茶、晚茶之分。习于喝早茶的人，清晨伊始，第一件必操之务便是料理茶事。把一个大铁壶吊在灶坑门上，用树枝明火把水烧得滚开，将茶沏上，喝个痛快，然后才开始安排其他事项。他们说，不喝早茶心里干巴、早饭也不爱吃。
用午茶者多老年人，但是，有用午茶习惯的青年、中年人，他们似乎有了茶瘾，午间不喝茶，没精神，午后干活也没劲儿。这也像到了饭时必须用餐一样。
东北地区蒙古族人用茶更多的是晚茶。每天晚饭后，无分尊卑贫富，都要喝上一通热茶。蒙古草原一向是歌的原野。解放初，凡有套马杆子的人家，墙上多挂着四弦琴，歌手更是遍及平民百姓家。茶过三盏，琴音一起，便有民歌相随。拉到唱到奔放迭宕之时，一家男女老少声情融汇，韵致和谐，场面极为动人。
解放后蒙古人饮茶更为盛行。牧区、农区多用红茶，城里人习用花茶。
蒙古族是个注重礼仪的民族。客人来了，首先必须敬茶。饮茶时，如再有客人不期而至，主人还要重新沏茶以示敬重。壶中的茶即使刚刚入沏，也必须倒掉重沏，否则就有失敬之嫌。
蒙古人十分讲究茶具的品位，以及茶具的清洁和沏茶方法。不少人家置备的茶具，不仅样式雅观，制做工艺也很精美。用过的茶具要随时洗涮擦拭干净。来了客人，要先把壶用热水烫一下，然后才可以沏茶。茶沏好之后，如果席间人多，不能把水一两碗倒干，而是要将茶碗聚拢在一起，将壶水均匀地倒入各碗，继而续水壶内，再依次添入各碗，斟满之后，再分送各位座前。
有的民族以“满杯酒、半杯茶”为礼貌，蒙古族不同，他们习以满杯茶为待客之礼。在牧区的蒙古族人家，沏茶待客时，往往还要端上奶皮子、奶豆腐、炒米，供客人食用。
随着大草原的立体开发，蒙古族的茶文化，已经由牧区向农业区和城镇推广开来。蒙古族茶事为远道而来的茶商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不同品位的茶，又促进了蒙古茶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珍贵的内画鼻烟壶
本章《蒙古族礼仪》中提到 “解放前到蒙古族家庭做客时，殷勤好客的主人常常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扁瓶给客人，客人从‘瓶’中倒出一点‘粉末’，用手指捻搓后用鼻吸入”。
这瓶就是鼻烟壶。解放前松嫩地区蒙古族中几乎家家都有。解放后，由于时兴卷烟，鼻烟在市场上常购不到，于是人们便不大用鼻烟壶了。
鼻烟虽然不用了，鼻烟壶由于有了"内画"，却成了世界珍品。
1983年，由世界各国著名烟壶收藏家、研究家发起成立的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第15届年会上，授予我国内画专家、河北省衡北地区特种工艺厂王习三先生 "艺术大师"和 "荣誉会员"称号。王习三先生所制鼻烟壶内画 (清代帝后像)（122件)和(美国历代总统像)（40）件1往香港和美国展出时，引起很大轰动，称中国为 "烟壶之乡"。
什么叫"内面"
据清末艺术家赵之谦所著《勇卢闲话》载:"鼻烟壶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鼻烟壶进入中国后，最初只在上层社会流行。到了清末，朝野上下出现了相见互敬鼻烟的习尚。以后由于鼻烟被认为有醒脑提神的药用价值，市民、商贾也习于闻鼻烟。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设立了第一个制作鼻烟壶的工厂，于是进一步普及民间。
鼻烟壶是大约一寸多高的扁平小瓶。从形状上看，有佛手式、梨式、莲蓬式、葫芦式、梅花式等;从用料上看，不仅有一般的陶瓷、玻璃、金属制品,更有珍贸的美玉、象牙、琥珀、玛瑙、珊瑚、翡翠、水晶。其中，玉有白玉、黄玉、籽玉、翠玉;玛瑙分花玛瑙、红玛瑙、胆青玛瑙;晶石也分紫晶、藕荷晶、鬃晶……制作上不仅有研磨、雕琢，还有镶嵌。
用料名贵还不足为奇，更可贵的它逐步成为人们十分珍爱的工艺品。这大约始于清道光年间。相传，北京有个能写会画的文人胡金禄。他家境贫困，又嗜好鼻烟。有时犯瘾无烟，无奈用细棍挠取烟壶内壁上滞挂的烟粉。他偶然发现在这无意中挠划的烟壶，外观更是好看。从而受到启发，试着把一根竹签削成弯钩，蘸上墨从烟壶小口伸进透明壶里作画，勾回些山水花草，不料出售时,竟成了人们争相抢购的抢手货。从此，内画鼻烟壶成了工艺品。由于烟壶内壁光滑不易作画，人们又进一步加工，用铁砂球和金钢砂在内壁研磨,使内壁呈白色且不光滑，更便于作画。于是内画越画越精细，题材也越来越广泛。出现了(盗御马卜 《刘海戏金蟾》等各具神态，栩栩如生的内画而驰名中外。欧美各国著名的博物馆都珍藏我国内画鼻烟壶。美国芝加哥博物馆1913年出版的 (馆藏中国古代鼻烟壶目录)中就记录了471件之多。
到了民国年间，随着香烟的出现，鼻烟逐渐被淘汰，鼻烟壶生产也日见萧条。当然内画也相对冷清，艺人屈指可数，内画濒临灭绝。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继承和发展这一古老艺术，积极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内画艺术又获得新的生机。出现一大批内画大师。李克昌大师能在径寸烟壶之内画出二三百个人物形象。他的(阿房宫《清明上河图》)堪称妙品。刘守本大师常以《三国演义》、《红楼梦》为题材制作内画，影响中外。1986年9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刘守本先生所绘水晶内画女王肖像，被作为礼品赠给女王，女王如获至宝，大为赞赏。我国内画艺术进入了群星闪烁，竞相辉映的时代。
蒙戏、蒙剧
1960年5月，郭尔罗斯开始了“蒙戏”新剧种建设的探索。
蒙古族世居草原，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环境，使蒙古族民间艺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发展着。蒙古族的民歌、好来宝、安代舞、查玛舞，丰富多彩，独具特色;蒙古族朝尔沁说唱的蒙古族英雄史诗 《江格尔》、《格斯尔》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三大史诗中的两部。然而，民间艺术如此丰富的蒙古族，却从来没有自己的戏剧。
查阅历史资料，《青史演义》记有“成吉思汗在征战间隙，命摩下扮演传说人物，以此消遣”。清初《历代旧闻》中也有“倒喇传新曲，瓯灯舞更轻，筝笆齐入破，金铁作边声”的诗句。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刚刚成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就奔波于刚迎来黎明曙光的解放区，演出民族新歌剧:1959年，内蒙古某京剧团刚刚成立，就把《达那巴拉》搬上了舞台。然而，这些还不是蒙古族自己的新剧种。
1959年，吉林省兴起创建新剧种热潮，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亲自督战。首创“吉剧”并连续推出新剧目《蓝河怨》、《桃李梅》获得好评。在此推动下，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与县评剧团于1960年5月联手开始了蒙戏的研讨和创作。蒙古族民间故事家白音仓布，讲述了旧社会在王公统治下，以蹂躏女奴为惩治手段的罪恶婚姻制度－－“抱斧成亲”，还讲了一个悲痛的爱情故事。王长芳、苏赫巴鲁、高启凤以此素材创作了第一个“蒙戏”实践剧目－－《阿拉坦琪琪格》(后由王长芳、苏赫巴鲁和笔者改写为《斧劈小王爷》)。在进行剧种艺术创作时，编导人员提出了四个原则，就是:
(一)人物行当化;
(二)唱腔类型化;
(三)表演程式化;
(四)形式民族化。
对这个原则，曾有过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四个原则的前三项是汉族戏曲的一般原则，套用了它，就会束缚民族戏剧的创作。另一种意见认为，这四个原则是戏曲与歌剧质的区别，没有这四个原则就依然是歌剧，经过实践，两种意见都作了一些妥协。在唱腔上，原则上坚持类型化。但在唱腔实际创
作中又有灵活性。在念白上、在程式上也没有完全照搬兄弟剧种的模式。
《斧劈小王爷》 在县内公演和参加了全省新剧种观摩演出后，还在本省的一些市县和辽宁省的沈阳市、本溪市进行了多场演出，这是一次有益的实践，摸索了路子，取得了经验，演出是比较成功的。
但在三年经济困难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各种汇演活动暂时停止了。后来又接上了那场“文化大革命”，在郭尔罗斯，蒙戏创作再没有进行， 但整个蒙古草原上蒙戏、蒙剧的创作还在发展着。笔者1985年在青海参加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民族文化遗产挖掘整理研究经验交流会时，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局长住一个房间。他说，他们还在进行着蒙古剧创作，新作《乌云其其格》很受群众欢迎。阜新蒙古剧被国家文化部认定为第九个少数民族剧种。为扶持蒙剧创作，中央文化部当时每年给他们专项资助一万元。后来在通辽又得知，科尔沁蒙古剧创作成果显著。已产生《嘎达梅林》、《陶克陶胡》、《达那巴拉》、《韩秀英》、《诺丽格尔玛》、《金珠儿》等一批剧目。库伦旗建立“科尔沁蒙古剧实践剧团”，其创作的《安代传奇》、《博京喇嘛》受到群众欢迎，也获得各级主管部门和专家的肯定。
历史将记录，在20世纪的中后叶，在中国蒙古族的东部地区曾对蒙古族剧种建设进行过广泛地探索。
蒙古族礼仪
蒙古人不仅淳朴剽悍，而且非常讲究礼仪。茫茫草原，常常几十里、几百里没有人家。远行人饮食、居住都需要得到帮助，于是从远古一直把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礼貌待人，作为每个人都要遵循的礼俗加以沿袭。《蒙古秘史》有许多关于礼俗的记载。解放前后，蒙古族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蒙古族自古有 "以西为大，以长为尊"的习俗。7世纪以后，蒙古族部落从额尔古纳山林渡腾汲思海 （今呼伦池）西行，到了孛儿罕山（今肯特山）东麓的斡难河、客鲁涟河驻地游牧。从这个时候起，位于西方的孛儿罕山就成了蒙古人祭拜的圣山。成吉思汗每每把带子搭在肩上，把帽子夹在腋下，合十俯首，向孛儿罕山九叩头，乞求助佑。以西为大，就从这时开始的。
以西为大，主要表现在佛龛、祖像、墓地的方位和房间、坐席的位置上，蒙古人的佛龛、祖像都要供在毡包或房屋的西北角上;基地也是以西为大，按辈排列:房屋（包括毡包）及坐席也都以西为大。蒙古族无论在自家内，还是到别的家庭做客，都要注意辈份。住房，长辈要住西间。客人来了，不能坐在西炕上，客人吃饭时，客人要以礼请本家长者入席，而且长者要坐首席。
主人客人耍彻夜长饮时 （饮酒或饮茶），年轻的媳妇既不能回房睡觉，也不能到会客间里来，只能站在会客间门外，听候呼唤，随时应声进屋添酒、添茶、续水。这一切都被视为主人的家教。来了客人都要迎出门外。还要嘱家人监管狗。主客人相见，晚辈要向长辈屈右膝请安。客人由主人陪同走到门前，主人站在蒙古包或房子门外西侧，有手放在胸前，俯首微鞠，请客人先进。客人把马鞭要放到门旁，不能手提马鞭进屋。蒙古包内，对着包门的正面为上坐。其右方为妇人席，左方则为一般客席。客人如比主人辈份高，主人要让出自己座位，请客人坐正座。客人辈份此主人低则不能坐正座。客人走时，仍要以礼相送。
敬茶、敬烟。敬茶、敬烟是蒙古族接待客人的重要礼俗。敬茶，蒙古族饮茶风俗盛行于元以后。明清时几乎普及到每个家庭。牧区、半农半牧区多为奶茶，农业区多为红茶。敬烟，解放前多为鼻烟。到蒙古族家庭做客时，殷勤好客的主人常常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扁瓶给客人嗅一嗅，或者客人从 "瓶"中倒出一点 "粉末"，用手指捻搓后用鼻吸人，这瓶就是鼻烟壶 （呼呼尔）。
随着黄烟、纸烟的盛行，吸鼻烟的逐渐减少了。在东部地区蒙古族中，到50年代中叶，鼻烟已基本绝迹。现今，在民间，老年人基本多吸黄烟。黄烟又名叶子烟。农村老人还使用烟袋。客人来了，主人取过客人的烟袋装上自家的烟给客人吸，客人也取过主人的烟袋上自己的烟回敬。
献"德吉"，蒙古族把进餐时的第一口称为“德吉”(即首杯、首箸、首口之意)。吃菜、喝酒和饮茶的第一口，也被称为"德吉"。
¨德吉"有 "献德吉"和"要德吉"两种。
蒙古族家庭里来客人进餐时 （或者饮茶），多是年轻人把第一杯酒献给客人，吃饭、吃菜也是请客人先动筷吃第一箸。
这就是献德吉 (蒙古族称之为"德吉乌日根")。
假如来客是年轻人，当他接 "德吉"后，也不首先自已享用，而是请本家长者享用，给长者斟酒、倒茶，在这里看出人的教养和尊长美德。
在没有客人自家吃饭时 （或用茶时），也总是请长者先动筷，先吃、先饮。如小孩晚辈无知在进餐时抢先动筷，就要受到父母或长者批评:"怎么，你先要德吉了!"（家庭内不叫献德吉，通称 "德吉阿奔那"，其含意要德吉。）
节日时，有的家庭则是将 "德吉"献于已故的长者遗像前，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和尊敬。
献"哈达"，喇嘛教传入蒙古后，蒙古族中也有了献"哈达"这一礼俗。
哈达是喇嘛教礼敬用品，也是喜庆交往志贺礼品和哀悼丧葬的敬谒礼品。哈达长短不一，以白色为主(也有蓝色和黄色的），大都采用丝绸为料 (也有绢纱或普通的白布)，有的上面要绣上"八宝"、"云林"等民间花纹。其长有的一尺三寸到三尺，也有的三尺以上。最长的达到九尺至一丈二尺，称 "朗翠"大哈达。
对尊者、长辈献哈达时，献者的双手要举过头，身体略向前倾，哈达要对折起来，折缝向着接受者，否则，即为失礼。献上哈达后下半跪请安礼，接受者再将哈达回献物主。但东部地区蒙古族近几十年来除上层社会的特殊场合仍敬献哈达外，在民间己经不再敬献哈达，只是个别地在订婚换礼时出现。解放后，从总的来说，仍沿袭了蒙古族好客、讲礼仪的良好习俗，但也去掉了带有封建家长制的封建礼俗，并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新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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