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946年2月）

一、“八·一五”光复后郭前旗的斗争局势

苏联遵照雅尔塔协定，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挺进东北，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出兵东北，加快了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四千万同胞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全国都浸沉在欢庆重见天日的日子里。但是，光复后中国应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全国及东北人民面前生死攸关的严峻课题。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从各解放区调出部队十一万人，干部二万人挺进东北。国民党依靠美国空军和海军，往平津、东北空运或海运国民党军队，并派遣大批接收大员和特务人员潜入东北，与伪军警官吏勾结，收编伪军，纠集警察、特务及惯匪，组织所谓的先遣军、光复军、保安旅、治安队等杂牌军，充当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先头部队。

国共两党，反动军队和人民军队争夺东北的激烈斗争，从大中城市很快地波及到广大城镇和乡村。郭前旗位于吉林省西北部，东隔第二松花江与扶余相望，南与农安交界，西与长岭乾安两县毗邻，北与大赉接壤，是蒙汉民族聚居区；长春到白城铁路南北贯通，第二松花江和嫩江在本旗东北部汇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战争时期，是西满根据地的东大门，南对农安、长春是支援前线的依托，东隔江对扶余，是西满和北满两个根据地的联结处及交通枢纽，是敌我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苏军进军东北，8月15日驻在前郭镇的日军撤往长春，随着郭前旗日伪政权土崩瓦解，日本侵略者及外籍的伪官吏逃跑了。8月16日晚，郭前旗农业学校校长蒋恩彤，以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的身份公开露面，在伪旗公署大楼召集伪官吏及各方代表会议，传达蒋介石的训令，鼓吹建立地方维持会。投靠日寇欺压人民的伪旗长达木林道尔吉一伙，不甘心失败，妄图以国民党为靠山，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达木林道尔吉串通国民党长春市党部的要人，拼凑了以他为首的“郭前旗治安维持会”，演出了一场欢迎友军，维持治安，“待命立府”的闹剧。他们纠集伪满官吏，摇身一变接管日伪资财抓政务；他们把伪满时期讨伐抗日联军，欺压人民的警备队改为治安队，委任伪警备队长陈达利为治安队长，招兵买马，搜罗警察、特务、土匪、流氓们扩大这股反动武装。在王府、新庙、大老爷府等地增设中队，把治安队扩编成治安大队。国民党和日伪残余势力狼狈为奸，鼓吹“正统观念”，散布“美蒋强大无比，中央军打过来，八路军呆不长”的反动谬论，妄图压制革命，保护日伪残余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

“八·一五”光复后，郭前旗在长春、吉林、沈阳、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扎兰屯等地求学的青年学生，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些蒙古族青年学生亲自经历了殖民地当亡国奴的残酷现实，其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初步地接触了马列主义文献和进步书籍，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于是他们走出家庭，开始奔走串连，开始探讨国家兴亡、探讨民族命运；开始探讨中国的蒙古民族是何去何从？怎样求生存、怎样求解放的问题！

真是大地久旱逢春雨。恰巧这时，太行地区八路军总部按中央指示，滕代远参谋长根据工作的需要，将第一军分区情报站站长刘健民同志于1944年第二次派回东北，执行“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任务。刘健民同志回到东北后，通过各种渠道，在郭前旗吉拉吐协和会以会计职务作掩护，往复前扶两地开展地下工作。

刘健民同志出生在吉林省扶余县。“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考上了中山中学读书。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与郭峰、于克、肖靖、李涛等同志一起闹学潮。后在东北大学读书。“七·七”事变前后流亡到敌后，1937年在河南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安阳县游击队队长。1938年2月，调到八路军总部，编入特务团三营。去北方局党校学习三个月后，到八路军总部通迅营任教导员，负责华北地区的通讯工作。总部成立情报处，左权兼处长，调刘健民同志到情报处进行特殊学习训练后，到第一军分区任情报站站长，参加军分区领导小组。

通过朝鲜族农民协会李曙光的介绍，曾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的蒙古族青年高万宝扎布和曾在政法大学读书的拉喜道尔吉（汉名孙殿忠），以爱国爱民族的心理，渐渐地结识了刘健民同志。

高万宝扎布同志，1923年出生在郭尔罗斯前旗。其父乌力吉布彦（汉名高明轩），精通蒙汉文，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虽然在伪旗公署任职过教育科长，但反满抗日的思想比较突出，对振兴民族尤为关切。高万宝扎布少年时代就受其父的影响。他在本旗王府“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后，16岁考入扎兰屯“国民高等学校”，21岁考入长春（伪满新京）建国大学。在此期间，就孕育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其父乌力吉布彦又曾是郭前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旗长，当然，对高万宝扎布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

高万宝扎布等结识了刘健民之后，立即汇报了郭前旗的斗争形势，并表达了蒙古族青年要求革命，并要建立革命组织的愿望。这时，刘健民对他们讲述了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并表示支持他们建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筹建蒙古族进步青年革命组织的活动分子经多次讨论后，与刘健民共同商定组织名称和政治纲领。根据孙中山先生“世界大同”的主张，决定把郭前旗蒙古族青年革命组织定名为“大同会”。

大同会章程提出：郭前旗蒙古族青年团结起来，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建设新社会。于是，1945年8月17日，在郭前旗教育会馆召开了有40多名蒙古族青年参加的大同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大同会的章程，选举陶特格其为会长，拉西道尔吉为总务科长，高万宝扎布为宣传科长。

陶特格其，汉名包文明，蒙古族。郭前旗查干花努图克昂格赉人。沈阳蒙旗师范学校毕业生。40年代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伪兴安总署王爷庙育成学校教员。1945年后，曾任乌兰夫、哈丰阿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郭前旗分会会长。他拥护和支持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等蒙古族进步青年建立大同会，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对维护当时郭前旗的社会治安以及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后，陶特格其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厅副厅长、厅长等职。这是后话。

至此，东蒙地区出现了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族革命青年进步组织。

1945年8月22日，苏军一个团部进驻前郭镇设城防司令部。这期间在郭前旗已经出现了大同会和维持会。两个会代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持会和治安队的反动骨干分子惧怕大同会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本能地意识到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就是他们的末日来临，他们极端仇恨大同会，依仗治安队人多枪多对大同会施加压力，处处刁难，妄图压垮这个热血燃烧的大同会。

大同会的热血青年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他们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由乌尔图同志负责出版小报并张贴标语、画漫画，串村走户，大力开展反封建、反日伪残势力、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宣传活动；发动青年工人、农牧民和学生组织起来闹革命，积极发展会员，在王府、大老爷府等地建立了大同会的分会组织。大同会和治安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治安队的反动分子叫嚷把大同会全部抓起来，斩草锄根，治安队到处派人监视大同会的活动。

在如此严峻的时刻，在9月上旬的一天，刘健民派他的爱人捎来了信。信中要高万宝扎布前去长春市大马路文艺协会的两层楼里找他。经大同会领导成员研究，确定分头开展工作。高万宝扎布去长春见刘健民汇报郭前旗斗争形势和大同会工作情况，并听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陶特格其去王爷庙了解内蒙古形势；拉喜道尔吉带领会员赴王府一带进行宣传工作，并争取成立大同会支会，扩大力量。

刘健民听了汇报后兴奋地说：八路军不久就要开到郭前旗，要积极主动向部队领导汇报郭前旗的局势和大同会的情况，请他们帮助解决建立革命武装和其它困难。此时，刘健民已任吉长部队司令员，是中共长春市委委员。

二、组建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

从大同会建立起，开展革命活动就处处碰到治安队的刁难和压制，在实际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掌握武装的必要性。大同会遵照吉长部队司令员刘健民的提议，请示北满地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长白纵队司令员夏尚志，力求建立一支蒙古族革命武装。

夏尚志指出：应迅速组建蒙古人民革命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残余势力，争取蒙古民族解放。兵员必须是蒙古族农牧民、劳工和青年学生。并答应供给装备。

据此，大同会于1945年9月初组织三个招兵工作队，分赴王府、新庙、大老爷府等地，向蒙古族群众宣传：为了蒙古民族求解放，穷苦人民得翻身，郭前旗要组建蒙古人民革命军，动员蒙古青年报名参军。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封建王公、地主阶级及贪官污吏、警察特务压迫的蒙古族青年，为了不当“第二次亡国奴”，为民族求解放，为翻身做主人，涌跃报名参军。有的是兄弟两个、三个都来参军，也有的给地主扛活、放马的偷着跑出来参军。9月中下旬及10月初，在前郭镇铁西防疫站和农业学校院内招来了300多名新兵。

大同会派人组建和管理蒙古人民革命军。招来的新兵热情很高，住在防疫站和农业学校，住宿、伙食条件很差，但没有一个怕苦灰心丧气的。新兵集中起来后，在动员年小体弱有疾病的回家时，有些年龄小的哭哭啼啼不愿回家，只得耐心说服答应过两年再来参军。几十名动员回家的人，都一一发放路费，并且还把发给新兵的军毯等物品也让他们带回家去。

三、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成长壮大

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组建后，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其中主要有：（1）二百多人仅有8条枪，部队的装备、给养，郭前旗大同会无力解决；（2）新兵训练无素，况且又没有骨干力量，军政训练及各项建军工作无从着手；（3）在周边地区敌伪反动势力到处疯狂反共反人民的影响下，郭前旗治安队又蠢蠢欲动，妄图压垮和消灭革命军。但是，在革命军处于困境之际，白城军分区兼长白纵队司令员夏尚志在11月初率部队接收郭前旗、扶余县等地。长白纵队一支队司令员程世清率部进驻扶余县。这时，苏军前郭镇城防司令部通知蒙古人民革命军离开前郭镇。理由是国、共、美长春三人调停小组要派人视察铁路沿线城镇。根据当时的情况，夏尚志司令员决定：长白纵队一支队开始组建三团，冉正合（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为三团团长，刘希平为政治处主任，高万宝扎布为政治处副主任。驻郭前旗的八路军一个营为第一营，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为第二营，朝鲜义勇军为第三营。

至此，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由大同会领导的地方武装正式编为长白纵队一支队三团二营时，营、连干部仍由大同会研究确定：德海任营长（杜尔伯特旗人，蒙古族，大同会会员），高士哲任副营长、贺什格任教导员。营辖三个连，一连长王国臣，二连长包亚东，三连长宝音陶克套。通过民主选举，领导批准的办法，配备了各连副指导员。班、排长多数是“八·一五”回乡的年轻士兵和青年学生。原革命军的各连、排、班编入三团二营，经短期训练之后，由拉喜道尔吉（即孙殿忠，郭前旗人，蒙古族，大同会领导人之一）和营教导员贺什格率领各连战士从前郭镇出发，乘船过松花江时正值封江之前，流水排之际。当时营长德海也尚未到任，副营长高士哲因为处理善后事宜也未归营。

改编后的蒙古人民革命军到扶余后，长白纵队一支队和扶余县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欢迎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编为三团二营。三团首长及第一营的老战士帮助二营安排好食宿，开始了在老八路军的关怀与帮助下的军政训练。

扶余整训，即军事训练。从徒步、持枪姿式教练开始，进行射击、刺杀、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等开展军事训练。到扶余后三团补充了45条枪，训练、执勤时轮流使用，没有枪的发给刺刀和手榴弹。二营还负责扶余镇东门到北门的警戒，轮流派出一个班在东门警戒并盘查过往行人。每天上午进行军事训练，下午进行政治教育。连以上干部发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革命理论书籍。战士政治教育的内容：讲解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解放区和蒋管区两种制度及前途；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和一切反动军队的区别；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欺压少数民族的罪行，使战士们认清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蒙古民族才能得解放，蒙古族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做主人。当时，政治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联系历史和当前的实际，进行正反对比的讲法。并揭露郭前旗维持会和治安队反动分子日伪时期投靠日寇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如何勾结国民党，妄图迎接中央军的阴谋。从而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

在扶余整训期间，冉团长经常到二营了解军政训练及生活情况，并根据战士们反映的和关心的问题，常常给二营讲课：讲形势、讲红军、八路军的传统，回答战士们关心的问题。政治处刘希平主任亲自给二营上政治课；一营刘指导员、李龙山副营长经常到二营问寒问暖，交流工作经验，主动搞好关系，处处体现着老部队、老干部对新部队，蒙古族干部、战士的关怀。

在扶余整训期间，形势动荡不定，部队边训边剿匪，装备、被服、伙食条件都很差。但是，在日伪时期深受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蒙古族青年战士，接受革命的思想教育很快。亲身感受到八路军中官兵平等、民族平等；看到自己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看到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求解放的光明前途。所以，部队的政治生活始终很高涨。

1945年12月下旬，郭后旗（即郭尔罗斯后旗，今肇源）的革命同盟会派青嘎等人来扶余，说他们那里反动的光复军很嚣张，肇源镇周围很多乡镇被占领。肇源告急，要求派兵支援。冉团长和高副主任向支队程世清汇报后，程当即决定：三团进剿肇源地区的光复军，并配发一门山炮及弹药。冉团长率一营与二营一个连（二营当时只有60多支枪，留守人员留几条枪外，以一连为主组成一个连，由高士哲副营长率领），进发肇源。三团到肇源时，郭后旗革命同盟会和群众热烈欢迎三团，并召开大会。我党李专员找冉团长和高副主任介绍郭后旗革命同盟会的情况和当时肇源地区的敌情。根据当时的敌情，冉团长决定率部队攻打四站光复军。部队接近四站时，冉团长命令一营担任主攻；二营一连和郭后旗骑兵连从南门、西门两侧佯攻。二营一连佯攻时，攻占了一个围子，指战员们勇敢往前冲，战士舍巴格都头一个冲进围子，战后被评为战斗英雄，并参加了长白纵队一支队庆功会。

这是组建蒙古人民革命军以来的第一次战斗，在老部队带领下，二营一连无论行军，还是作战任务完成得都很好。部队返回扶余后，总结战斗经验时，曾受到支队和团的表扬。这时，冉团长和高副主任从肇东军分区还要来一百支枪和一部分子弹、手榴弹，二营用这些枪把二、三连武装起来，使全营三分之二以上的战士有了枪。

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从1945年9月组建，到11月编为长白纵队一支队三团二营，在老部队、老干部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行军作战，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为后来建设蒙古骑兵团培养了骨干力量。

此时，正是：

               曙光微露抽独剑，

               长夜雏鹰不畏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