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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烽火.大同会与蒙古骑兵团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7-2 20:54:34


古老的郭尔罗斯之名，因记载于《蒙古秘史》一书而闻名于世界。郭尔罗斯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时期，这是蒙古民族的骄傲，但明清、民国以来，却不断地出现令人痛心的民族悲剧。
　　当时，蒙古王公贵族与汉族军阀相互勾结，鱼肉百姓，这些，怎能不激起蒙古族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茫茫草原仍旧是一片荒凉，到处都是贫困、愚昧、落后的可悲景象，这怎能不令热爱家乡的蒙古族青年为之痛心，为之焦虑，为之呼喊：蒙古族同胞赶快觉醒，跟上时代的脚步，进入先进民族的行列。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进步青年组织——大同会，组建于1945年8月17日，是东北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第一个由蒙古族青年组织起来的进步组织。正如中组部对这个进步组织所给予的评价中指出：该组织“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作用，这应予以充分肯定”。由此，“大同会”也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史册。
　　时局在急剧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转换。当时，郭尔罗斯前旗已有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前往各地读书。在建国大学学习的高万宝扎布；政法大学的孙殿忠、厚和；医科大学的胡里陶皋；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贺希格、陈宝剑、布和、吴欣、胡革；兴安学院的张增命、萨灵阿、吉仁泰、晓波；育成学院的赵旭、董海云；还有扎兰屯国高、师道学习的乌日图、韩文彬、尼玛、白音、包淑贤、包景文、邓永昌、布路等。他们有文化，是一群有着强烈民族解放愿望的蒙古族优秀青年。
　　真是大地久旱逢甘霖。1945年7月8日，高万宝扎布与中共地下党员刘健民结识了。他向刘健民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和为之奋斗的决心，同时汇报了郭前旗蒙古族知识青年反满抗日的情绪。高万宝扎布还讲了大家的主张，以及希望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将集体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刘健民的支持下，高万宝扎布、孙殿忠、胡里陶皋、陶特格琦几位同志多次讨论研究，正确地选择了蒙古民族自己解放的道路。关于为这个组织叫个什么名字时，开始想叫蒙古青年同盟会。刘健民听后说：郭前旗是蒙汉多民族地区，应考虑有利于团结其他民族的兄弟，后来陶特格琦说：按孙中山先生的“世界大同”之意，就叫“大同会”吧。
　　截止到1945年9月3日前，参加“大同会”的人员过60多人。郭前旗大同会的成立，真正拨开迷雾见了光明，正确的选择了蒙古民族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1945年10月，夏尚志司令员带领部队挺进前郭镇后，高万宝扎布向他汇报了郭前旗的整个情况。夏尚志考虑到郭前旗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大同会在活动中遭到敌人威胁的情况，并根据党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的指示精神，开展武装斗争。为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利益，打击敌人，授权大同会组建“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所以说，先有大同会，后有革命军。
　　蒙古人民革命军组建后，大同会领导人决定派贺希格、高士哲带领一部分大同会会员，负责管理蒙古人民革命军，保护大同会，保护人民群众，保护大同会没收的伪财产并打击敌伪势力。从此大同会有了自己的武装。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郭尔罗斯前旗大同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军远离铁路沿线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的艰苦斗争。
　　曙光闪现，风云突变，外患方消，内乱又起。郭前旗的情况又在急剧变化，政治形势极度复杂，国民党大举进犯东北，形势日趋恶化，日伪在郭前旗十四年的法西斯统治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反动势力和社会基础。国民党在郭前旗的党部书记蒋晓宇与伪旗长达木林道尔吉、伪治安大队长陈达利狼狈为奸，再次龙袍加身，鼓噪喧嚣，弹冠相庆，企图继续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妄图搞垮大同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军，准备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到来。
　　大同会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寻找机会抓获蒋晓宇，给予严惩。在这次行动中，长白纵队一营谢乃德排长率领胡里陶皋、乌日图等人到农校外爬到铁丝网跟前时，被伪治安队发现开枪，乌日图中弹负伤，谢乃德排长、胡里陶皋两同志中弹牺牲。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情况下，夏司令员给红军干部冉正合和大同会宣传科长高万宝扎布两人的任务是：组建长白纵队一支队三团，把大同会招来的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带到扶余，编入三团二营，然后由大同会总务科长孙殿忠和大同会会员二营教导员贺希格带领从郭前旗出发过松花江到扶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军政训练，最后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当时的政治教育，最大的特点是联系历史和当前斗争的实际，揭露前旗国民党、维持会和治安队的反动本质，以及如何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迎接国民党“接收大员”、中央军的阴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和战斗意志。
　　1945年10月底，郭后旗肇源镇被土匪围攻，在紧急情况下，郭后旗蒙古青年革命同盟会派人来到三团，向冉团长、高副主任反映情况并要求支援。在这次战斗中，二营表现突出，英勇善战。这是组建蒙古人民革命军以来第一次参加的较大战斗。
　　1946年3月，吉江省委、行署、军区由洮南迁移到郭前旗。在解放战争年代，我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就依托松花江为屏障，安居在哈尔滨。敌人新七军郑洞国、六十军曾泽生率部就盘踞在郭前旗南邻的长春市。从农安到长岭，从四平到洮南的辽西大走廊是敌我斗争的前沿必争之地。我西满指挥中心——西满分局、西满军区曾一度设在洮南、齐齐哈尔。郭前旗是西满地区的东部门户，是坚持北满的前哨阵地，我军“三下江南”前的依托，战略撤退的屏障，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曹里怀司令员、郭峰政委率领的吉黑纵队进驻扶余时，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也驻在郭前旗。为了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曹、郭二位首长找冉团长和高副主任听取了郭前旗的敌我斗争形势和郭前旗大同会与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情况汇报。同时，高万宝扎布同志提出解除伪治安队的武装，用治安队的武器、马匹装备二营的要求。解除伪治安队武装的理由有三条：其一，伪治安队的前身是日本帝国主义组建的警备大队；其二，伪治安队队长陈达利在华甸剿我东北抗日联军，做恶多端，血债累累；其三，陈达利不但是恶霸地主，不是伪警察署长、警备队长，因围剿抗联有功得过伪满洲国的勋章，欺压百姓，乱杀无辜，罪恶滔天。
　　曹、郭二位首长慎重考虑了郭前旗是蒙汉杂居地区，又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旗，治安队虽然成份复杂，但都是蒙古族，在伪治安队和陈达利的罪恶活动还没有被群众认清时，特别是蒙古族群众没有认清时，就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去缴械，容易被反动分子利用，挑起民族事端，从而破坏民族团结，这样一来，肯定对开辟郭前旗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利。为此，郭峰政委耐心地向陶、高、孙以及参加会议的其他大同会会员讲政策，讲蒙古族的问题应当由蒙古族人民自己去解决。根据党的收编、教育、改造伪军的方针，把两支部队合编成郭前旗蒙古骑兵团。为壮大队伍和彻底整顿伪治安队，还让陈达利当了团长，目的是官大了他会接受这一合编的方案。这一时期，依靠大同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军中的进步青年做为中坚力量，争取分化伪治安队内部的力量，彻底孤立了陈达利等一小撮反动分子。
　　我党教育、改造原治安队人员的指导思想是：力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治安队，争取改造成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防不测。
　　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合编后风起云涌的五月-----
　　合编后，蒙古骑兵团的组织成份较为复杂，原伪治安队的头目陈达利及其反动骨干分子反动本性不改，竭力排挤党的领导和进步的革命军干部以及战士。
　　1946年上半年，郭前旗周围的敌伪残余势力组织、反动治安队、保安队纠集起来破坏地方政权，杀害我地方党政干部和反霸清算的积极分子。因此，蒙古骑兵团内部（革命军同伪治安队）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驻扎在前郭镇团部的副政委高万宝扎布马上请示旗委书记王央公，要求必须立即解除陈达利为首的伪治安队。当天晚上，王公央书记召集高万宝扎布和厚和（公安局审讯股长），薛真扎布（公安局侦察股股长），贺希格（蒙古骑兵团一营教导员），开会研究解除陈达利为首的反动治安队的方案 。
　　不久，陈达利与黎晓初政委率三个骑兵连到乾安县、农安县边界剿匪。那段时间，陈与其亲信们秘密往来，日渐频繁，行迹可疑。就在这时，我公安机关在郭前旗逮捕了国民党特务刘殿海，从其身上搜出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委任陈利达为农安、扶余、郭前旗、乾安县新编旅旅长的委任状。陈达利返回前郭后，积极策划叛逃投敌事宜，乘召开剿匪总结会议，想把革命军里的连以上干部和八路军的老干部全部除掉，再伙同新庙等地的土匪一起投敌叛逃。黎晓初、高万宝扎布同志闻讯后，立即向郭峰汇报，郭政委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计就计，用顺水推舟的办法，顺其陈达利参加剿匪经验会议（会议在原旗政府二楼会议室举行）之机，由郭峰政委首先稳定局势，才使双方激烈争议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当时，由于高万宝扎布有意高声严厉地批评陈达利剿匪不力，致使双方人员将手枪的机头都扳开了，看情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陈达利很鲁莽，但有郭峰在场，所以没敢动武。这时，外号叫陈大耳朵的陈荣久（陈达利的弟弟，二营副营长，伪警察署长）突然进来对陈达利耳语了几句，陈大耳朵走后，陈达利站起来说新庙有土匪，不要开会了，应该去剿匪。郭峰政委识破了陈达利等人叛逃的阴谋，他站起来说道：“剿匪是好事，但必须请示军区司令员再定。”片刻之后，军区司令员派人送来吉江军区首长召开布署剿匪任务的通知。陈达利见此，只好站起来宣布散会，硬着头皮与大家一道去军区接受任务去了。
　　一行人到达吉江军区司令产后，团领导和连排干部分别进了两个屋，黎晓初、高万宝扎布、陈达利、王常宝、关兴武等人由分区罗杰参谋长接待，将其他连营干部带到另一个房间。罗参谋长让他们坐好，每个人递给一支烟后，就喊警卫倒茶来。这时，埋伏在里屋的全副武装人员听到暗号后，立即冲出来将陈达利、王常宝、关兴武等人逮捕，并顺利地将伪治安队的骨干分子全部逮捕，送到旗政府，由旗公安局监狱扣押看管，然后由高万宝扎布在公审大会上宣布了陈达利等7人的反革命“十大罪状”。事后，郭峰政委说：“这一行动，真是大有鸿门宴之势！”
　　第二天，由二营教导员贺希格同志带一个排在郭前旗东郊执行枪决。这一处决不仅得到了骑兵团内部的拥护，全旗各族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深得蒙汉群众的赞扬。此后，中共郭前旗旗委决定骑兵团再次整编，建立了中共骑兵团党委，书记是黎晓初，委员由高万宝扎布、闫平波担任。
　　解决了陈达利之后，包青俊已成为国民党派遣特务拉拢的主要对象。为此，旗委总结了解除陈达利为首的伪治安队的经验和教训。改造和解决包青俊及其伪治安 队，争取不动武、不杀人，和平解决包青俊的问题，如发生意外应灵活处理。
　　这一时期，郭前旗西部小庙子周围敌情日趋紧张。8月下旬，长农支队通报的消息说：伏龙泉国民党中央军和降队要和包青俊里应外合消灭骑兵团革命力量，并有长岭县之敌从高家围子向小庙子方向逼进。与此同时，乾安县降队也集结在郭前旗西部北边。公安局长田铁军同志通报敌情：我情报员和东三家子民兵当晚抓获了包青俊派往伏龙泉给国民党中央军送情报的白参谋，从其身上搜出了包青俊的亲笔信，即约定消灭骑兵团的密信。
　　旗委、骑兵团获悉包青俊阴谋投敌的人证和物证的当晚，中共旗委委员黎晓高万宝扎布、田铁军三个开会研究，确定立即召开了骑兵团党委会。团党委一致同意事不宜迟，必须抢在敌人的前头，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包青俊。
　　这一天，现场总指挥黎晓初立即派高士哲参谋长带一个班，以开紧急会议为名，将包青俊抓获并交给旗政府处理。在执行抓捕任务时，黎晓初对高士哲说：“你就是把墙挖出个洞来，也得进去把包青俊抓获到！”当高士哲带人去敲大门时，庙里的大喇嘛给开了大门，高士哲说：“我找包副团长有事相告。”所以大喇嘛也就没有多问就放他进去了。当战士们走进包青俊的住房时，他的警卫员额德勒格正在炕上躺着，他首先向外边的喊话人开了枪。吴金贵、满都拉两人当场还击，结果，包青俊和他的警卫员都被击毙在炕上。事后，团部立即通知全团指战员在庙东集合，由高万宝扎布宣布了包青俊的历史和现行罪状，缴械了治安队的武器，其中，农牧民子弟及伪满国兵和青年学生出身的治安队员，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留下继续革命。为此，团部把他们编为三连。
　　包青俊是伪满郭前旗西部地区的警察署长，他骑在人民的头上，无恶不做，民愤极大。他当上革命军与治安队合编的骑兵团三营营长之后，陈达利被处决，此后，他又晋升为骑兵团的副团长，所以西部地区的群众顾虑很大，对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清算及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很不利。因此，处决了包青俊后，解除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大隐患，掀起了反霸清算和土改运动的高潮，建立了西部革命根据地。
　　1946年9月下旬，郭前旗旗委、政府领导的蒙古骑兵团光荣地归属辽吉军区第二军分区建制，编为骑兵十九团。骑兵十九团的团长由那达那担任，高万宝扎布任政委；副团长黎晓初，参谋长高士哲，政治处主任闫平波。
　　部队在不断发展扩大中，多次参加清剿土匪，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的战斗。在保卫家乡，支持地方的反霸清算的斗争及土地改革、保卫人民政权奋战的硝烟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人民军队建军宗旨和原则进行部队的建设，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第一届代表会议在王爷庙隆重举行。会议中，通过大会议程，还选举了主席团成员（高万宝扎布也是成员之一），乌兰夫被选为主席团主席。
　　4月24日晚上，乌兰夫把郭前旗的党员代表招到他那里座谈。乌兰夫说：“你们 在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政治表现是好的，在会议中能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工作，高万宝扎布同志的发言很受代表们的欢迎和好评，我非常感谢郭前旗的人民代表。你们回去后要把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把蒙汉群众团结起来，把你们旗的支前工作和生产建设搞好。”最后，他鼓励鞭策与会者：“要努力学习，好好干吧！全国胜利的日子不太远了。”
　　乌兰夫的评价，使全团指战员深受鼓舞，从而掀起了学习政治军事的热潮。
　　1948年8月1日，军区首长告诉高万宝扎布：蒙古骑兵团正式归属内蒙古军区骑兵团第二师建制。骑兵团抵达葛根庙集中整顿不久，就接到参加围困长春的命令。正在准备应战之时，乌兰夫亲临葛根庙向我师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报告。他讲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及东北战场的反攻形势，最后，他说：“我们内蒙骑兵二师奉命参加围困长春和辽沈战役，这是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也是内蒙古人民的光荣。希望全体指战员再接再励，英勇杀敌，争取在东北决战中荣立新功！”乌兰夫司令员的战前动员，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士气。
　　我团就这样满怀胜利信心地投入到了辽沈战役之中，先后参加了包围和阻击长春敌人突围、解放沈阳等战斗。在整个辽沈战役中，我团作为快速机动兵力驰骋在松辽平原的广大地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三年多来，我团坚持以少胜多的作战方针，歼灭敌人1181人，而我团则阵亡56人，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地东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0年，在国庆一周年之际，我团荣幸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接受检阅的时刻，我团组成白马团。白马团为骑兵部队的先导团，银白色的骏马，整齐的方阵，军马奋蹄，战士威武，搏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际友人、首都各界群众的热烈掌声和赞扬。
　　支持、帮助和领导郭前旗大同会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刘健民同志讲过：“1944年，我以协和会会员身份先后到新庙，后来又到吉拉吐协和会做会计工作，在这里先是深入到朝鲜族群众中去，并同一些蒙古族知识青年接触谈心。我就逐渐地认识了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孙殿忠）、胡里陶皋等蒙古族青年。他们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兴衰存亡。我曾向他们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提出日本即将垮台，我们怎么办和走什么路的问题，旨在让他们关心国事。还和他们谈了‘双十二’的事变，国民党不抗日，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等问题。我还对他们讲了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共产党将建立多民族一律平等的国家。他们尊重我，很相信我说的话。经过酝酿，他们提出了建立大同会的主张，对此，我表示赞同。大同会建立后，我给他们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掌握敌人动向，组织武装力量。上级党组织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就是开展革命工作。我当时的活动范围是在长岭、怀德、乾安、扶余、郭前旗一带。扶余是我的家乡，工作时间较长，没有问题，郭前旗大同会也是在我主持下成立的。国民党占领长春后，他们的杂牌军到处乱窜，郭前旗为什么能保护下来，因为群众发动得好，基础牢靠，这是与大同会这个蒙古族进步青年组织有直接关系的。大同会成立后，我就调到长春去了，虽然再没有直接帮助他们工作，但一直联系，高万宝扎布冒着生命危险曾去长春市委汇报两次，并取得指导，长春市党工委通过赵东黎同志指导过大同会活动。后来我党派大批干部先后来到扶余、郭前旗工作，我担任吉长武装部队司令员，傅根深同志担任政治委员。由于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有我支持大同会，在当时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这不论是对大同会，还是对整个郭前旗革命阵线，都是十分有利的。”
　　郭峰同志在《郭尔罗斯烽烟录》的序言中写到：“我曾在郭前旗一带开辟工作，使我得以与蒙古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留在脑海里的蒙古族同胞的粗犷豪爽、勇敢热情的形象，始终是那样鲜明，令我留恋。就在这场风雨激荡的斗争初期，郭尔罗斯前旗有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迅速觉醒。他们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就在我地下党的指导下，认真寻找民族解放、民族自治、民族振兴之路，尽管我们党在这一地区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在这种斗争中，我们不能做‘救世主’，不能‘恩赐’，不能包办代替，要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郭前旗‘大同会’会员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乡。”
　　第一任旗委书记王央公同志在他的《党的民族政策之歌——培养、依靠蒙古族干部开展工作》一文中提到：“我有事和‘大同会’的蒙古族青年商讨，一同共事开展工作。就跟高万宝扎布接触，后来又联系了孙殿忠、晓波、赵旭、厚和、包正全等。这些青年给我的印象是朝气蓬勃，要求进步，领先共产党的心情迫切，能吃苦也很勇敢，都能干一番事业，已建立起来的郭前旗民主政府必须充实蒙古族青年新血液。高万宝扎布1946年是大同会成员 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个成为中共郭前旗旗委委员的，随后是厚和、晓波于1947年7月成为旗委委员的。”为了帮助郭前旗组建旗大队，王央公同志写信给黄克诚司令员，到齐齐哈尔领到了一部分枪支弹药，从而组建了一个旗大队。王央公同志说：“郭前旗的老百姓为支援我军三下江南，解放全中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与旗政府、区政府和大同会，自上而下协同作战的结果，也是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的结果。”他还说：“我们培养了一批可信赖的蒙古族青年干部，像高万宝扎布、图拉古尔（晓波），第一批蒙古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和党的教育，很多人成长为中上层领导，他们有的调往内蒙古工作，有的留在郭前旗工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都成了我们干部队伍中的骨干。”
　　郭前旗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周守成同志在他的《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一文中写道：“他们中的代表人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及厚和、晓波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刘健民同志的同意下支持下，组建了进步的群众团体——大同会。又在嫩江第一纵队司令员夏尚志同志的启示下组建了近300人的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大同会及所属的革命军与陈达利、蒋晓宇、达木林道尔吉等人的反动组织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我党我军争夺并占领郭前旗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吉江省委指示，以王央公、南阶池同志为首组成了中共郭前旗委员会，接着成立了郭前旗人民政府。王央公同志给群众作工作，选举民主人士、蒙古族老知识分子乌勒吉布彦（汉名高明轩）为主席，他凭方便的工作环境与知识分子敏锐的观察力分析社会和国家的前途，受苏联革命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影响，使他逐渐产生了反满抗日、振兴民族的爱意识，为此，王央公同志甘愿当副主席。王央公确信，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团结这些人，掌握好党的民族政策，才能站稳脚跟。从此，乌勒吉布彦与王公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了郭前旗的工作。
　　为了团结、依靠和发挥‘大同会’知识青年做蒙古族的工作，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各区的工作队都由‘大同会’派三至五名会员，担任副区长或副队长，晓波、包正全都担任过城关区、王府区的副区长，新庙区的副区长也是大同会会员蒙古族知识青年。”
　　孙殿忠在《拨开迷雾见光明》一文中提到：“在学校期间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回乡后考察社会现状，思考人生价值，积极探索一条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蒙古民族的道路。”“为了解决大同会活动地点问题，他们找到伪公署教育科长乌勒吉布彦家，向他提出了要驻教育会馆的要求，乌勒吉布彦立即表示赞同。从此，进驻教育会馆的消息传出去，很多进步学生从四面八方都要示到这里同大家住在一起。主要倡导人高万宝扎布从新京（长春）刘健民那里返回郭前旗后，带回了很多有关时局、战况的消息和民族解放的革命理论，这对于全体青年学生无疑是一种精神鼓舞。”
　　“在谈到蒙古知识青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迷茫中，是刘健民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想组织蒙古青年革命同盟会，但刘健民认为：郭前旗是一个蒙汉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组织单纯的蒙古青年同盟会很不适合，如果能有一个各民族团结的名称更好些。刘健民的提议很适合现实，对大家启示很大。陶特格琦说：“孙中山先生主张世界大同，就叫大同会吧！”就这样，这个具有世界大同意义的组织——大同会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孙殿忠同志在谈到蒙古人民革命军的诞生时说：“那是在1945年9月，大同会派出工作队分赴旗内各地招兵。南部有望吉乐、薛真扎布、吴迪等；西部有拉录、米吉、白彦、七宝等；北部有包正全、厚和等；中部有吴干、赵旭、白凤鸣等。在旗辖区内有高士哲、高玉宝、吴守庆、王国臣、王玉琢等人做接收新兵准备。做招兵工作的大同会会员大约有40多人。”
　　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郭尔罗斯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和蒙古骑兵团，在抗日战争末期以及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做出过英勇的斗争。它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也体现出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合作的风貌。
　　历史是公正的。不管是郭前旗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还是蒙古骑兵团都是为家乡的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铸就了光彩夺目的历史篇章。
　　郭前旗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和蒙古骑兵团，以其浴血奋战的光辉战斗历程、熠熠生辉的业绩谱写了一曲壮烈的诗篇，以及报国救民、危难莫顾的情怀，跃马横刀、冲锋陷阵的精神镌刻了一幅英雄的画卷。同时也是净化人们灵魂、陶冶人们情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育人教材。
　　
　　
　　——本文来源：《查干湖的传说及其郭尔罗斯史话》苏赫巴鲁、乌银、珊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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