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物极必反。

1946年6月，嚣张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伸出长长的手，疯狂地抢地盘；但，到1946年冬，他们已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蒋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遭到重创，又背上100多个大中城市的包袱，处处需要分兵设防。蒋介石感到兵力不足，于是亲飞沈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对东北，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调集十万大军，从1946年12月7日至1947年4月3日在这107天的时间里，向长白山临江地区连续发动了四次进攻。梦想拿下临江后，好向江北进攻。辽东军区坚定地执行中央和东北局制定的“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战略方针，与敌人展开了“四保临江”的殊死战斗。

为配合南满作战，北满主力部队在1947年1月5日，2月21日，3月8日三下江南作战，歼敌15000余人。“三下江南”中，郭前旗蒙古骑兵团（当时已编为辽吉二分区骑兵十九团），随主力部队南下，在王爷井子击溃国民党北犯之敌。后配合主力部队1月14日收复伏龙泉，2月21日南下，先后攻占九台、农安；3月19日收复长岭县城。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947年5月13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从北满、南满、东满、西满、热河、冀东等六个方面，分别发起了战略进攻。

东北战场已由防御转入进攻，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就在这时，蒙古族民族自治运动又迎来了新的胜利。1946年承德“四三会议”以后，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像旗帜，像火炬指引着内蒙古人民革命运动的方向。郭前旗支会在旗委领导下，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团结上层，发动群众组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自治运动与锄奸反霸相结合，自治运动与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相结合，使郭前旗的自治运动有了深入发展。

1947年4月3日正逢承德“四三会议”一周年之际，乌兰夫受中央委托，决定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中共郭前旗委派陶特格琦、高万宝扎布、厚和、赵旭、包景文、尼玛、萨灵阿等7名代表参加大会。到王爷庙后，高万宝扎布被选为省外四旗（郭前旗、郭后旗、杜尔伯特旗、伊克明安旗）代表团团长。省外四旗代表团成立临江党支部，高万宝扎布担任党支部书记，厚和担任组织委员，赵旭担任宣传委员。在近一个月的大会中，代表们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激烈地进行了争辩。会议中，少数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公然提出“内蒙古没有阶级，不能进行民主改革”，“内蒙古没有工人阶级，共产党不能代表农牧民的利益。”。代表们对此进行坚决批驳。4月17日，高万宝扎布在大会上发表了驳斥错误观点的意见，受到了中共兴安省委的表扬。郭前旗代表除了陶特格琦有些观点倾向上层路线外，其余代表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向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人选上，本来会前东北局已在哈尔滨与有关人员、上层人士进行了协商，会议中又有少数人提出要“自由选举”，并且请客拉票，妄图推翻东北局的决定，由他们来掌握政府。岂料，经代表自由取舍，挑起事端的人恰恰得票很少。最后通过大会做工作，才为他们保留下一定的位置。由于代表大会又斗争，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争取中层，分化上层，坚持进行艰苦工作，争取了多数，孤立了反动的上层分子，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大会各项任务。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使分裂了数百年的内蒙古，终于实现了从呼伦贝尔到贺兰山的统一。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郭前旗代表高万宝扎布当选内蒙古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员，厚和当选参议员。

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郭前旗旗政府所在地和许多区镇都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晚会，叫“提灯晚会”，晚会后，还举行了提灯游行。灯都是很普通的，有小玻璃灯、有气死风灯、有纸灯、有嘎斯灯……灯虽一般，但在解放初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一个偏僻的草原小镇里，有那么多灯聚在一起，开会、游行，庆祝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实实在在是一个很新颖的、很别致的、很有意义的庆祝会。

“五一大会”后不久，1947年6月，郭前旗大同会召开了会员大会。大会对郭前旗大同会两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认为，郭前旗大同会是一所学校，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蒙古族青年干部；郭前旗大同会是一个熔炉，它锤炼了一支经过战火洗礼的为被压迫阶级解放而战斗的骑兵队伍；郭前旗大同会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旗委书记南阶池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郭前旗大同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大会征得与会会员的同意，郑重宣布郭前旗大同会已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1947年7月，为宣传“五一大会”的成就，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应旗政府乌勒吉布彦主席的邀请，以布赫为团长的内蒙古文工团首次来郭前旗慰问演出。于是郭尔罗斯从城镇到农村，从田庄到草原。到处唱起了内蒙古文工团演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起来，

蒙汉的人民，

我们要团结一心，

我们同是受苦受难的奴隶，

我们同是受人宰割的羊群。

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压迫，

反对蒙奸挑拨的罪行。

快把手拉紧，

快把脚放齐，

跟着那鲜明的旗帜，

创造我们民族的大家庭。

这次内蒙古文工团的郭尔罗斯之行，也牵动了一对草原儿女的心。大同会会员超克图纳仁和他的新婚妻子琴子参加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从此离开了养育他们的家乡，一起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超克图纳仁成了闻名国内外的剧作家。

1947年8月，为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开辟工作，根据西满分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决定，郭前旗晓波等37名青年干部调内蒙古工作。

（八）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席卷着中国农村。郭前旗是蒙古草原上开发较早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在极端贫困中挣扎着的蒙古族奴隶和农牧民，他们渴望土地，渴望民主改革。

蒙古族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存在着奴隶制度。元朝时，买卖人口还很兴旺。《历代名臣奏议》载：“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心史》载：“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近现代，奴隶买卖虽已不再出现，但由于王公、台吉制度的存在，所以“奴隶传代、辈辈为奴”的旧规，在解放前的郭尔罗斯依然部分地残留着。

大老爷府，在其前代，清室公主曾下嫁，并带有贾李马隋四户陪嫁奴。公主逝后，陪嫁奴处境艰难，私下决定派代表进京告状。但不慎，被“大老爷”知晓，以饯行为名，将七名代表全部毒死。土改前“大老爷”府的烧火奴同宝就是仍在受着苦难煎熬的家奴。

伪满，吉林省比校有名的三大财主，为吉林市牛家、扶余韩家、郭前旗张记。这“张记”（有人考辨可能是蒙古官员“章京”音变）主人陈万财，有良田12000垧（公顷），每年光“出荷粮”就交几千吨。不少城市都有他的商号。据说日寇勒索他，把郭前旗到八郎的铁路卖给了他，但铁路收入却不归他。从中可见其经济实力相当可观。不过如此富有的大地主，其祖父却曾是一贫如洗的山东难民。当时以二斗米的代价卖给了八郎东大院财主巴拉僧。后来陈家发财了，财势远远超过了主子，但主奴关系却不敢改变。到了陈万财这一辈，每年春节时，陈万财还要到东大院，象征性地“劳役”一天。

蒙古族地主对长工的剥削压榨也是很严酷的。大老爷府屯的“包大老爷”，毒打家奴金好特劳，三九天夜半更深把他绑在门洞子里，赤脚站在石台阶上，声言要把他冻死。长工白音因东家狗咬了他，他打伤了东家的狗，“大老爷”就叫人把狗抬到白音家炕头上养伤。

王府女驻玉莲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苦难，才投井自杀。

解放前，蒙古族奴隶、牧民的苦难，实为世所罕见。然而，郭尔罗斯草原的土地关系却比较复杂。

清乾隆以前，因牧民们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本旗土地尽归王公所有，为“旗总有”。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恭格喇布坦为改善本旗经济。不顾清统治者的封禁政策，越过“柳条边”，从山东招来张立绪等2100户农户，开垦伊通河、饮马河、雾开河流域的土地，共开垦良田26万余亩。开垦的土地，仍为本旗领地，开垦者有使用权，本旗征收蒙租。

本世纪以来，清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由蒙古王公招垦。垦荒租金一半上缴清廷；另一半的50%归旗王，其余50%归台吉贵族和蒙古廪仓。

就在这一时期，由于镇压抗荒、日俄战争、土匪掠扰，连年兵荒马乱，本旗内大片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旗王为安定民心，把无人耕种的荒地，分给了旗民。还划一部分耕地做庙产，使那时寺庙拥有大量大地，并有相当数量的庙奴。

随着蒙地开放，除大批黄河流域汉族难民进入蒙地外，大批热辽地区蒙古族农民亦进入前郭尔罗斯。但无耕地。他们有的为了生计，做了庙奴。

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阿尔山召开旗扎萨克会议，以“敬奉皇帝”和“支援战争”为名，提出“蒙地奉上”，撤销了外仓地的蒙租局，外仓土地尽归日伪所有。

从此，土地买卖、土地兼并开始日盛，有些地主，以十分低廉的价格，从蒙古旗民手中买去大片荒地，开垦后或出租或典押雇工耕种。也有的蒙民直至土改，其荒地也从未耕种或出租过。

鉴于蒙旗土地关系之复杂，土改时，党组织十分注意民族政策，对民族地区土改持极慎重的态度。

1947年11月，省、地召开土地改革工作会议。12月县、区召开第二次翻身农民代表大会。会议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大会不单是土改的动员，还有全体干部交权审干。在这次会议前黎晓初调到开通县任县长，黎浚调来郭前旗任旗长。

会后全旗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宣传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热潮。旗翻身总会办了《翻身报》。新庙区委办了《当家报》，并举办了，地主剥削农民实物展览》。展览中以大量实物展示了新庙区包龙潭地主庄园的面貌。一个展室展出的全是包龙潭一家使用的各式各样的、各种质地（金、银、翡翠、玛瑙、琥珀、晶石、玉石）的烟具，既有玲珑剔透的各种鼻烟壶，还有富丽高雅的吸鸦片的烟枪、烟灯。在服装展室，其中一个展室全是男女各式裘装，紫貂、白狐，应有尽有。可就在另一角展出的却是农民的“七年的布衫”，“十二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运动开始，首先是划阶级，定成份。贫雇农戴红榜（红布臂章）、中农戴粉榜、富农戴黄榜、地主戴白榜，阶级阵线十分鲜明。各村普遍成立了“贫雇农团”。

随着运动深入，开始斗地主，挖浮财，分土地。斗争中坚持民族政策。因蒙古族地主的土地多经汉族“二地主”经营，所以各区多是先斗汉族地主，后斗蒙古族地主。有的蒙古族地主虽有地，但没有出租，罪恶少、民愤少的则主要是教育。王府区蒙古族和汉族贫雇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蒙汉族地主，完全粉碎了“共产党是汉人的党”、“汉人杀蒙古，汉人斗争蒙古人”的恶意挑拨。这里的斗争情况在1947年冬，《内蒙古日报》曾连续发表过。

斗争中蒙汉族贫雇农并肩作战，情如一家。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奴隶、农牧民翻身了。打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分得了土地、车辆、牧畜、农具。翻身的喜悦冲动着，发家致富的未来吸引着。1948年的春节家家过得红火热闹。

但是，战争还在进行着。乌龙架海农会的范会长，夜间刚回到家，门外有人叫门，说是过路的八路军。门一开，嫩江队一伙土匪抢入，劫走了范会长，一只脚系着绳子，拖在马后，活活拖死。

敌人还在长春，敌人还在身旁，还没到过太平日子的时候。国民党要打过来，贫雇农就得人头落地。一个“受国保田自卫战争”的响亮口号响在村村屯屯。一个参军支援前线的热潮出现了。

深井子区七棵树屯模范军属包老太太，4个儿子已有3个参加了军队，这次又亲自把大儿子送去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前乾边区戎字井妇女会副主任贾秀兰亲自送新婚的丈夫参军。在她的影响下，本屯有6个新媳妇送丈夫参军。母送子、妻送郎一时传为佳话。

据当时西满军区《胜利报》1948年2月17日报道：郭前旗“两个月来已有800余名翻身农民青年先后参加预备兵和保安大队（当时新兵多先经过当地预备兵训练后勤部前线，引者注）。400余人的担架队已于上月24日，在北风呼啸中，去前线参战”。

据有关方面统计，郭前旗在解放战争中，3次参军共送走3000余人。动员担架1390副，大车1387辆，送粮100万公斤，送草50万公斤。据民政部门统计，在建国前，本旗共有烈属527户，军属2985户。

在人民的支援下，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在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原大同会会员厚和等于1948年3月调往内蒙古工作，1948年6月赵旭等作为第三批干部调往内蒙古工作，还有一批其他族干部在1948年冬随军南下，去关内新区工作。

解放战争解放了人民，人民支援了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实质是民心的胜利。郭尔罗斯这个民族地区的解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蒙古族自己解放自己的胜利。